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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公司董事有那些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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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到底有哪些责任呢?概言之,董事义务有三大类:

第一类:成文法赋予的责任;

第二类:普通法上的“合理谨慎与技能”的责任;

第三类:“受信责任”

对于“成文法赋予的责任”,由于在香港法上并不典型,所以不做讲述。

对于“普通法上的合理谨慎与技能”的责任,这更多的是一个侵权法上的问题,其原则由诸多的关于“谨慎责任”与“谨慎标准”的先例来确立。但是一言以蔽之,我们总是要问这样一个问题,即“我们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要求董事”?如果这个标准高,则认定董事违反“合理谨慎与技能”责任就相对比较容易;如果这个标准低,则董事就不会很容易地被认定为违反了“合理谨慎与技能”责任。

就此问题,普通法上现有两种标准:一个是“主观标准”,另一个是“客观标准”。所谓“主观标准”,是由1925年英国判例Re City Equitable Fire Insurance Co.一案确立的,即我们要求董事“根据其所拥有的知识”而谨慎行事。也就是说,我们并不要求董事具有超越常人的智慧。董事可以是一个庸才;他具有什么样的才智,我们就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要求他。只要他的所作所为没有低于相应于他的才智的谨慎标准,则他就不算违反了谨慎责任。显然,这个标准对于董事而言是比较低的标准。而“客观标准”则恰恰相反,是一个较为严格的标准。由英国1993年案例D’Jan of London Ltd确立的客观标准,要求董事具备“为一般人所期待的合理董事的谨慎”,这明显提高了对董事的要求。也就是说,如果董事是一个庸才的话,那么很不幸,即使他尽了力,也可能被认定为违反了谨慎义务。

老师告诉我们,香港目前采纳的仍然是较为老旧而宽松的“主观标准”,而英国在D’Jan案以及2006年的公司法修订之后,已经采用了较为严格的“客观标准”。

接下来要说的就是这个“受信责任”,这是最重要的一部分。公司法与衡平法在这里交汇,而也正是这一部分,体现出了普通法系之下公司法制度的独特性。

关于何为“受信责任”,其概念源远流长,如果详述起来,那完全是另一门课“衡平与信托法”上的内容,所以在此不赘。但简言之,“受信责任”是英国独特的历史背景下的产物,它起源于十字军东征时期发展起来的“信托责任”和从12世纪逐渐发展至今的衡平法,是“信托责任”超越“信托”的范畴,而扩张到公司法领域的结果。对于“信托责任”、“受信责任”的概念及其解释,相关案例汗牛充栋,足可写一本一千页以上的教材。我作为初学者,才疏学浅,目前也只是知道一点皮毛,所以也不敢在此班门弄斧。

总之,现行法律确认的董事的受信责任,主要有三个:

第一:为了公司利益而善意行使权力的责任;

第二:不得以不当目的行使权力的责任;

第三:自身利益不得与公司利益相冲突的责任。

这第一个责任“为了公司利益而善意行使权力”,是最为简单的。目前通行的解释是,这里所说的“善意”,是一个纯粹主观的标准,即董事可以以任何“他自己真诚地认为是为了公司利益”的形式来行使其权力,而不论该行为是否在客观上真的符合公司的利益。这个原则的标志性案例是1942年的Re Smith & Fawcett Ltd,在此不赘。

这第二个责任“不得以不当目的行使权力”,理解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了。说不简单,其实指的并不是对于“不当目的”的理解,而是指的之后的事情——虽然董事的行为构成了不当目的,但股东大会仍然可能去追认,即原谅他的行为,最后变成董事所做出的行为还是有效的。那么,股东大会在哪些情况下可以追认,哪些情况下不可以呢?老师提供给我们两组案例以供比较。两组案例都牵涉到了董事的股权分配问题。

第一组案例:Hogg v Cramphorn Ltd案、Bamford v Bamford案。在这组案例当中,原告都是小股东(即拥有的股份不超过50%),而作为董事的被告通过分配股份给其他的关联董事,扩大了自己的多数,从而达到了排挤原告的目的,原告遂起诉。

第二组案例:Howard Smith Ltd v Ampol Petroleum Ltd案。在这组案例当中,原告本来就拥有超过50%的股份,而作为董事的被告通过分配股份给其他的关联董事,使格局发生了逆转,即被告由少数变成了多数,而原告由多数变成了少数。被排挤的原告遂起诉。

在这两组案例当中,法院都认定被告的行为属于“为不当目的而行事”,但是在第一组案例当中,法院判决股东大会可以通过普通决议来追认董事的不当行为,从而使得董事的分配股权仍然有效;然而在第二组案例当中,法院却判决股东大会不得追认董事的不当行为,从而使得董事的股权分配归于无效。为何会产生这种不同?原因就在于,在第一组案件当中,原告本来就是少数,而被告的不当行为只是让自己的多数更多,让原告的少数更少而已;但是在第二组案件当中,被告的不当行为却使得格局逆转,即破坏了原告本来的多数。显然,后者的非正义性更重一些,所以法院在后一组案件当中,不允许股东大会的追认,而在前一组案件当中,法院认为被告行为的非正义性不足以组织股东大会的追认,所以董事的行为虽然违反责任,但却仍然可以是有效的。真是魔鬼出在细节中啊!

这第三个责任“自身利益不得与公司利益相冲突”,就更为复杂了。这个问题,与前面第五讲“普通法衍生诉讼”当中的那个“公司欺诈”的认定很相似。事实上,相关的案例都是基本相同的。笔者实在是犯懒,不想写了。读者自己学到那里,自然知晓。

总之,这一讲,内容极其丰富,但其实并不算太难。过了这一讲,本课程的高峰就算彻底攀过去了。接下来的两讲,尽是坦途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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